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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规则怪谈在内，类克苏鲁设定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兴起密切关联着“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心理与人类经验。对现代科学与政治文明有效性的怀疑，宏大叙事崩溃所带来的解释的缺席，都使得外在化的理性建制日益显现出它的脆弱、专横与失灵。类克苏鲁设定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世界的混乱、疯狂与非理性设置为恐怖之源，将理性本身变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与定义的问题。与此同时，长期被关于理性的乐观主义现代性信念所压抑的主体创伤也在不可名状的世界之中显现自身，并召唤着主体重新向世界与他者敞开自我。

　　2019年前后，略带悬疑、恐怖风格的幻想类网络文学作品开始频繁出现在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等主流网络文学商业网站的排行榜前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2020年以来，在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起点中文网，2018)等作品的带动下，类克苏鲁设定1的带有恐怖风格的网络小说明显增多。2021年，发布于A岛的《动物园规则怪谈》2又使得规则怪谈类作品流行一时。实际上《动物园规则怪谈》中那个始终在被曲折影射，却永远无法直视、直言的“不可名状之物”也带着类克苏鲁设定的影子。诞生于小众论坛的规则怪谈与诞生于主流网络文学商业网站的类克苏鲁设定网文，这两者在近似的时间段流行起来，共同勾勒出“后疫情时代”网络文学之中恐怖风格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情绪——对于理性建制背后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因素的感知，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安。这种不安既指向外部世界，也指向主体自身，它在故事中集中体现为世界本身的混乱无序、不可理解，以及人越是接近于世界的本源与真相，就越是趋向于疯狂。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中国网络文学中偏惊悚、恐怖风格的作品在研究中总是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类克苏鲁设定、SCP基金会 (SCPFoundation)设定、无限流、末日丧尸等等在网络文学中实际上已经非常常见的设定往往得不到正式而充分的讨论。但恐惧是与人类原始本能密切相关的情绪，也一直是人类文学的重要命题。如果说英雄故事总是从正面记录着人类的价值信仰，那么恐怖故事则从背面接近人们最深刻的恐惧，以及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的一切，它们看似截然相反，实则密切相关。

　　毋庸赘言，不同时代的恐怖故事有着不同的主题与形态，随着人类对于自身、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之改变而改变。21世纪以来，在中国的流行文艺之中产生过几种常见的恐怖故事主题：恐怖罪案故事常常倚仗于对犯罪心理的精神分析式展现带来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感，回应着萨特“他人即地狱”的箴言。现代性与现代文学体制中“人的内面的发现”既带来人文主义的高光时刻与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也势必导出其反题——在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主体是封闭而独立的，因而人的复杂性越是被发现，就越是催生对他人心理之不可测的恐惧；以2012年“世界末日预言”为契机，一批末日丧尸题材的小说密集出现，回应着人们对于核威胁、环境问题等全球性发展问题的忧虑；刘慈欣的《恶魔积木》、藤萍的“夜行”系列等作品则在基因改造或共存的世界设定下将后人类主义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伦理担忧以惊悚怪奇的方式传达出来……

　　与此前的恐怖故事诸类型不同，规则怪谈及其他类克苏鲁设定的恐怖故事相对于通过针对人类身体的暴力带来恐怖效果，更强调在理性与疯狂、秩序与混乱等更加抽象、更偏于理念的二元对立项上制造恐怖感。这种新特质反映出怎样的社会观念，又将导向何种对于人类主体与人类文明的新的想象方式？当对于理性信念与现代主体的质疑与反思成为故事的主题，主人公的命运就成为一场豪赌——究竟是在非理性的深渊中沉沦于疯狂，还是以放弃自身的绝对封闭性、同一性为代价寻找一线生机？

　　这是十六椰子创作的规则怪谈小说《动物园规则怪谈》开头处的部分内容。整部作品完全由《■■市动物园园区游客守则》《员工守则》《海洋馆门口张贴告示》等若干份文件/字条构成，没有通常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主体为不带情绪、以标准说明文的风格写成的规则描述，但当本该最弱小无害的“小型食草动物”被最严密地“关押”在园区中，当工作人员贩卖不存在的海洋馆门票，这些违背常理却又在不同条目间隐隐相互呼应的诡异规定，配合着“否则后果自负”等严重警告，再加上一些显然已经遭遇不幸的员工留下的状若疯癫、意味不明的字条，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恐怖气氛。这也是规则怪谈类小说的普遍特色。

　　“游客守则”“员工守则”等说明性条例常常是公共秩序的直观体现，明晰每一个责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并最终从局部规则关联到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法律规范。正如“红灯停、绿灯行”，简明、清晰的规则制度固然是一种限制，但同时也给人以强大的安全感——可理解并被有效执行的规章条例有力地证明着社会乃至世界本身是有秩序的、合乎理性的与可把握的。但在规则类怪谈中，规则本身的悖谬难解否定了人们的常识系统，也意味着世界本身的无序、疯狂和不可把握——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威胁？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它将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兔子血、山羊肉、狮子、水母、海洋馆……各式各样的名词出现在守则之中，却与它们原本安全无害的所指割裂开来，它们似乎共享着一个新的意义系统，但这个系统却拒绝对游客(读者)开放。世界失去了稳定的图示，规则无法串联成完整的意义，这是《动物园规则怪谈》的第一重恐怖。

　　正如读者所说，“当安全区有一个以上的时候，它和没有毫无区别”，“自相矛盾的规则类怪谈是最可怕的”，“规则类怪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规则能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可是当这些规则重叠又不同后安全感就被彻底摧毁了”。4即使规则及其背后的世界秩序不可理解，但只要规则保持它自己的权威性与绝对性，保障按照规则行事的人是安全的，那么规则仍旧能够提供最后的安全感，世界依旧是有秩序的(尽管这种秩序在黑箱之中)。但《动物园规则怪谈》打破了最后的安全感，不同规则间的矛盾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是权威的和绝对正确的，在这个动物园中有各种不同的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写下不同的规则，但即使是写下规则的人，也仍旧身处不可名状的恐怖威胁之中，他们和游客一样，并不能真正理解身处的世界。本该代表绝对权威的规则，变成了并不可靠的经验之谈与诱人走入陷阱的骗局的暧昧混合物，这是《动物园规则怪谈》的第二重恐怖。

　　在《动物园规则怪谈》中，所有规则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了一个不可名状的“它”，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它”究竟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具有干涉、扭曲人的精神与认知的能力，动物园中的所有规则都因“它”而生，或对抗“它”以保护人类，或服从“它”以引诱人类。越是触犯禁忌——尽管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禁忌究竟是什么——就越是靠近“它”，认知越趋于扭曲，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这就带来了《动物园规则怪谈》的第三重恐怖——没有人知道动物园的边界在哪里，没有人能够断定自己所见是真实还是虚幻，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是真的已经逃出生天，还是仍旧陷在扭曲的意识所虚构的世界之中，甚至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人，还是不是本来的自己。

　　弗朗哥·莫莱蒂在《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一书中对19世纪西方长篇小说进行了形态学分析，并认为这种散文长篇小说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在文学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分析性文体。分析性文体是一种诞生于现代科学领域的文体，它要求的是精确的、如实的描述。分析性文体在文学之中召唤日常生活，为日常生活订立规范，是布尔乔亚务实心态在文学中的反映。这一文体对精确的追求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文学的总体性，或者说意义。分析性文体越是精确地呈现丰富的细节，扩展人们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感知，就越是丧失其整体性，模糊意义的焦点。因而莫莱蒂指出，在布尔乔亚创造的使用分析性文体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存在一个悖论：它越是在自身美学上趋于极致，所描绘的世界就越是非人的。13

　　规则怪谈堪称是对分析性文体的完美反用：这种走向极端的分析性文体无限放大了本该被丰富而精确的细节所掩饰的总体性的缺失，世界的终极意义与真理性结构都化作一个不可名状的“它”，如黑洞一般通过极高密度的“无”引起读者绝对的注意和紧张，那个空缺成为恐惧的来源；本该用来召唤日常生活、为日常生活订立规范的分析性文体却毅然决然地将日常生活拖进了非日常的深渊，通过“在‘常识’和‘非常识’的界线上左右横跳”，报复性地摧毁着日常生活的确定性，模拟出每个人在现实中都或多或少察觉到的秩序表象下的无序，以及理性修辞遮掩下的疯狂。

　　规则怪谈并非凭空诞生，其想象力与文体风格都能在此前的流行文化脉络中找到渊源：“在‘常识’和‘非常识’的界线上左右横跳”的创作思路来源于“怪谈”(weird)这一通俗文艺的类型传统，“相对于科幻、奇幻文艺，怪谈文艺更强调世界设定的真实性，在叙述上要求模糊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特别是“抛弃了荒郊野岭和地下古城，更多的14将故事场景设定在现代都市”，“抛弃了很多宗教和神话题材，科学和科技元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新怪谈”(newweird)运动15，为规则怪谈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资源；能够扭曲人的认知的不可名状的“它”的原型则应追溯到“传统怪谈”的代表性世界设定克苏鲁神话体系中的“旧日支配者”之一——“伟大的克苏鲁”(GreatCthulhu)；分析性文体又与SCP基金会的“临床腔”(clinicaltone)有很高的相似性。16

　　SCP基金会是依托于SCP维基平台(一个由用户自发创建和管理的创作平台)，在一套开放使用的世界设定之下进行的参与式文艺创作活动。SCP基金会本身也是这一创作活动中的核心设定，这是一个收容世界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个体等(统称“收容物”)，以保护人类社会的秘密虚构组织，宗旨为“控制、收容、保护”(secure，contain，protect)。而SCP基金会设定下作品的典型形式是模拟科学报告的收容项目报告，报告包含大量的层级和条目，对于某个虚构的“收容物”的现象、危害、收容方式等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说明，这种项目报告所采用的文体风格被称为“临床腔”。“‘临床腔’是写作时采用的一种语调，‘Clinical’意为‘有效率而非情绪化；客观超然’，其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去口语化、精确简练的表达、专业术语的恰当使用、不带任何主观情绪的描写。这类似于一名研究员给上级部门写科学报告时所采用的口吻”17。

　　与SCP基金会这一机构的起源以及“收容物”的产生原因相关的内容，通常会收入对SCP-001的提案之中。Tufto的提案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在这一提案中，名为“深红之王”的SCP-001“是现代性与前现代间张力的具现”，“深红之王”的存在正是“因为SCP基金会存在。现代性助他塑形，为他的狂怒定义轮廓，但只有现代性开始干预他的王国时他才得以具象。现代性以你们的形式出现。是你们先来的。你们先冒出来封锁、分类、钉死所有不符合你们启蒙理性哲学的东西”18。在这一提案以及其他一些SCP基金会创作中，可以看到相当自觉的对于科学理性和现代性的反思。而这种以现代性建制和科学话语(如现代科层制组织、现代科学研究的技术与方法等)接近作为理性与现代之反面的“不可名状之物”的叙事结构方式，体现出与“新怪谈”运动的呼应关系。

　　克苏鲁神话体系则是以美国作家H.P.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如《克苏鲁的呼唤》(1926)、《疯狂山脉》(1931)等]中架构的世界为基础的世界设定体系。在这一设定体系中，地球上古时期的统治者被称为“旧日支配者”(GreatOldOnes)，它们拥有极为恐怖的力量。克苏鲁就是“旧日支配者”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形似巨大的章鱼，沉睡在海底深处，每次醒来都会给地球带来浩劫。沉睡中的克苏鲁偶尔会随机与远处的人类进行精神接触，精神感知力强的人类更容易受到这类接触的影响，很多人因此发狂。

　　关乎世界的终极与终结、能够扭曲人的精神与认知的不可名状之物，可以说，克苏鲁神话设定的流行让这种高度抽象的恐惧感得以在网络文学中赋形：它不可名状，因为可理解的语言总是理性的产物，而它是非理性的集合；它能够使人疯狂，因为它暴露出无法被语言与秩序覆盖的实在界的绝对暴力，任何想要看向它、理解它的人都只能得到扭曲的幻象，人无法长期面对赤裸的实在界或非理性的幻象而维持自我，于是必然的结局将是精神崩溃。被理性与进步的光明信念长期压抑的主体创伤，正应和着疫情前后日益明晰的价值失序与意识形态危机，引发了普遍的怀疑与焦虑，于是，曾被遗忘的梦魇在恐怖故事中重新被讲述：如果真相不可直视，真理不可言说，如果文明的出现不过是纯粹的偶然，如果秩序的脆弱表层之下是非理性的无尽深渊。

　　秩序之为关键词，不仅是规则怪谈独有的特性，也成为近两年网络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规则、法律、职责、公序良俗，乃至于《骷髅幻戏图》中的工资与房贷，在不同的故事中秩序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面貌，但都成为将人锚定在人之界限范围内的锚点，因而表达着相似的社会心理。直接使用“秩序”这一关键词的代表性作品是黑山老鬼2020年起在起点中文网连载的科幻悬疑小说《从红月开始》。这部作品长期在起点畅销榜和月票榜排名前五，也使黑山老鬼一跃成为起点全站人气最高的作者之一。

　　在这样的时代，身为异能者的主人公陆辛最常挂在嘴边的词便是“秩序”。陆辛对“秩序”有一种异样的执迷，他喜欢高墙城内井井有条的街道，喜欢按部就班的打工生活，遵守一切法律与规章制度。然而在这个世界中，秩序无疑是稀缺现象，广阔的荒野上到处都是适者生存的残酷斗争，即使是生活在高墙城中的人也往往更相信力量而非法律，每当陆辛试图采取报警、举报等合法方式解决问题时，常常免不了被敌人甚至同事视作“神经病”，反而是以绝对力量碾压对手时，陆辛看起来才更像个“正常人”。

　　在《从红月开始》的世界中，有人崇尚现实，有人追求真理，他们各自的行动都应归属于人类智识活动的范畴，也都或多或少契合我们关于理性的某种定义。黑台桌组织崇尚现实，他们面对神必将降临的现实，试图抢先造神，彻底控制神的力量，将神变成一件工具。月蚀研究院追求真理，这座自由散漫的研究院模仿了雅典学院的风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除了研究什么也不关心，也无心染指世俗的权力。通过理性探索真理，是他们的信仰和底气。但作者对于这两种理性都怀有质疑的态度，对于黑台桌，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制造出受控制的神，当然会成为英雄，但如果他们制造出的是怪物呢？他们从未想过该如何为此负责。对于研究院，他们貌似超然，也不过是因为拥有超越世俗权力的力量，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人当成试验品。归根结底，他们都凌驾于众生之上，试图掌控不属于人的力量，他们的“理性”傲慢而冷漠。黑台桌与研究院越是趋向于“理性”，就越是接近于“神性”，接近于那种非人的狂妄与偏执，最终，“理性”反而成了贪婪与欲望的矫饰，成了强者为尊、弱肉强食的借口。而陆辛所坚持的“秩序”则与之相反，处处标定界限，要求人们各司其职，也保护人们享各安其位的权利，秩序保护弱者。当然，秩序不可能包办一切，那个决不违规、决不质疑、决不主动做选择的陆辛绝说不上是一个合理而健全的人。人类还需要铭记过去、同情他人，学会爱与原谅，这都是陆辛一路走来渐渐懂得的东西。他慢慢觉醒了作为一个人类的活的自我，不再将死的规定当作唯一的行动准绳，所以才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未来。

　　借由“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借由存在感极强的“秩序”，《从红月开始》思考的是理性的边界与限度。毫不犹疑地相信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理解一切、控制一切、主宰一切的乐观时代已经过去，这也是克苏鲁设定流行的重要背景。当资本和权力的暴行假技术之名在大数据的时代无孔不入，当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当战争与核威胁的阴云重新笼罩上空，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究竟在将我们带向何方？寻求秩序的庇护确实正在成为缺乏安全感的当代人的群体性症候，但在《从红月开始》中，“秩序”带有更强的象征意义，它标画禁区，宣告人之为人的最低限度，防止漂浮于幽暗深渊之上的文明方舟因傲慢而倾覆，在人性寻找到更好的道路之前提供一种“最不坏”的保障——每一个人都有能力遵守的规则，以及每一个遵守规则的人都必然拥有的好好活着的权利，这是《从红月开始》为理性划定的底线。

　　主体理论起源于认识论。在哲学领域，认识论是一个相对晚起的范畴。古希腊哲学是以本体论形而上学为中心的，并不对人与世界做严格的主客体区分，中世纪经院哲学将注意力转向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以此为前提，到了17世纪，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原理把思维的“我”确立为哲学的起点，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自此开始，认识论与主体问题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主体意识的认识论起源意味着，主体观念之出现必然基于人(认识的主体)与世界(认识的对象)的分裂。这种分裂既非自然而然，也非自古有之，而是近代知识系统的产物。

　　薄暮冰轮的《欢迎来到噩梦游戏》25中的类克苏鲁设定是：在这个架空的噩梦世界中，存在各种本源力量，觉醒本源力量的人会更强大，但与此同时，本源觉醒越是彻底，就越会被本源力量所同化，迷失自我，最终成为本源力量的傀儡。看起来，这依旧是一个外部世界引诱、控制、破坏如瓷器般脆弱的“人类主体”的故事。但噩梦世界中的所有本源力量，比如权力、守护、时间、毁灭、重生……皆是人心中的欲望与执念，欲望越是纯粹，执念越是强烈，就越是与世界的本源共鸣，主体心灵与外部世界同构且相连。所谓本源力量，既来自外部世界，同时也并不矛盾地是主体内生的。《从红月开始》的表达更为明确：无论是深渊还是精神污染，这些作为世界现象而真实存在之物从一开始就诞生于人类精神内部，它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质性的，是外在的威胁与敌人，也是每个人心中本有的疯狂底色。

　　从福柯宣布“人之死”开始，在哲学领域重建一个自主、能动、统合、独立、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主体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对主体之同一性的证明更是一个自主体理论诞生至今从未被真正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当代哲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这些艰深而复杂的讨论往往止于学术领域，在网络文学等流行文艺之中，对于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的乐观信念，以及赋予英雄主人公们清晰、独立，具有绝对内在同一性的主体形象的创作方式依旧居于绝对主流地位。但“后疫情时代”如影随形的“失控感”却让被现代主体理论的光明理想长期压抑的原初创伤开始在许许多多普通人那里被察觉。

　　为了回溯这种原初创伤，必须再次回到近代认识论转向的起点——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笛卡儿的哲学思想深受近代科学观念的影响，集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笛卡儿致力于追求如数学般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理论，在本体论领域则是一个坚定的机械唯物论者。追求绝对的确定性与认同于机械唯物论，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贯通性一目了然：因为世界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作为至高理性的上帝创造的)，所以追求绝对的确定性才是可能的，而认为机械力学可以完全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机械唯物论则可谓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最理想、最简洁的世界秩序模型。有趣的是，笛卡儿从追求绝对确定性的目标出发，通过彻底怀疑的方法，导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则，也即精神实体或曰知识主体的存在；但与此同时，精神实体却又是被从机械唯物论的适用范围内排除的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是从追求绝对确定性的科学理性中诞生的，却又是科学理性所揭示的世界秩序的冗余物，因而主体自身也是先天分裂的，这种分裂就显影为心物二元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

　　前往魔界的决定无疑是一个自由意志的理性抉择，他和伙伴已经在噩梦世界的残酷轮回中停滞太久，任何突破的机会都必须牢牢抓住，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所有被卷入噩梦世界的不幸的人们；而宁宇与玛利亚的爱情也无疑是最真挚、最深刻的情感。但毁灭本源超出了宁宇所能掌控的范围，失控的宁宇忘记了崇高的理想，也忘记了深挚的爱情。但宁宇依旧在人生的末路被拯救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恰恰源于宁宇的“不纯粹”。他的爱人玛利亚的“他者性”，或者说他与玛利亚的“主体间性”作为一种杂质彻底地成为宁宇之主体的一部分，这种他者性/主体间性以既非理性又非情感的方式实际地存在着，成为宁宇的主体同一性中无法修正的“错误”。当理性之意志与感性之爱恋双双在本源力量面前缴械投降，这个“错误”却将宁宇从他宿命般的本源深渊之中带回人间。

　　柄谷行人认为，夏目漱石的小说展现了伦理的“自我”与存在论的“自我”之间的龃龉。这种龃龉的原因在于，“在伦理层面，主体所面对的是真实存在着的他者，与之交往和对话；而在存在层面……绝对外在的他者已经化为无形渗入了主体内部，作为异质的‘他者性’隐隐作祟”29。柄谷行人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解读中借来了“偏斜”这一概念，以表达这种主体内部的不可消除的他者性。尽管在夏目漱石那里，主体的“偏斜”总是唤起缺乏“恰当对应物”30的痛苦与恐惧，但正如马克思在伊壁鸠鲁原子论“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运动中发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自由与冲破束缚的能动性，31柄谷行人也将改写自我—他者的紧张对立关系，打开笛卡尔式的封闭主体，重新拥抱他者的可能寄托在主体的“偏斜”之上。32

　　在柄谷行人那里，伦理的“自我”更多指向人的社会身份与道德责任，也即理性的外部建制对于主体的种种规定和塑造，伦理的“自我”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其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外部关系。正是这种对于主体之封闭和统一的先在规定使得主体间性成为一个异常困难的哲学问题。但“偏斜”之存在或许意味着，在作为社会建构物的伦理的“自我”的遮蔽与矫饰之下，一个更加趋近于“自然”状态的存在论的“自我”并不能被这种外部伦理关系彻底驯服，主体之“偏斜”所造成的恐惧与不安如影随形，提示着被现代性主体建制所压抑的“自我”本来可能拥有的、面对世界与他人的开放性。

　　在《欢迎来到噩梦游戏》的世界体系中，集中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关联性的本源力量设定是道德中性的，宁宇与他的继承者宁舟固然都在毁灭本源的过程中饱受煎熬，但与此同时，同样属于本源力量的“重生”却给了主人公齐乐人拯救宁舟的能力。由于人与世界是相互敞开的，所以齐乐人拯救宁舟的行动同时也是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这种对于人与世界的连带感的恢复，放弃了主体自洽自足的幻觉，却为角色的能动性提供了新的基础；而另一种“杂质”(或曰“偏斜”)——内化于主体之中的他者性/主体间性则是正向的救赎力量，它超越理性与感性的阈限，刻印于人类的灵魂。与本源力量不同，它是完全属人的。这枚由人创造的小小筹码在最后时刻拯救了宁宇，也在关乎世界善恶的终极之战中为齐乐人和宁舟奠定了胜利之基。

　　如果延续惯例，将这枚小小的筹码称为“爱情”，那么《欢迎来到噩梦游戏》的题眼就是“爱是永不止息”33。宁舟的本源力量是毁灭，而齐乐人的本源力量是重生，这其实就是关于噩梦世界的最佳隐喻——由毁灭通往重生的必经之路，是爱。《欢迎来到噩梦游戏》是关于爱情最浪漫、最神圣、最壮丽的赞歌，它异常坚定地为爱情赋予了最高的价值，其能量甚至胜于宁宇对普世众生的慈悲。但自现代爱情神话被发明以来，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故事早已无数次地改换了它的主题、重心，乃至于人们必须在特定的爱情故事类型或作品中，把握故事中“爱情”一词的实际内涵。在《欢迎来到噩梦游戏》中，爱情最被强调的特质，就是那种打破主体封闭性，超越于理性与感性之外，最深刻地混杂进人的主体性内部，使爱情双方都不再作为独立、自足的个体，而是以彼此嵌入的方式存在的能力。正是这样的能力使得对玛利亚的爱介入了宁宇与毁灭本源的对抗，作为不肯消融于宁宇作为一个自足主体而具有的与世界的共同本性(毁灭本源)之中的杂质，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救赎力量。

　　齐乐人与宁舟的故事类似，上古时代错误分离的毁灭本源与重生本源分别在齐乐人与宁舟那里苏醒，正是齐乐人与宁舟的爱情使得毁灭本源与重生本源得以重新调和。因为本源力量足以湮灭个体的全部理性与情感，所以这种对本源力量的调和不可能在理性或情感，也即主体的思维与行动的层面上完成，而要在更加基础的主体的构成成分及结构的层面上完成。爱情(主体间性)之为“杂质”部分改写了主体的构成成分，在毁灭之中融入了重生。紧接着，由于人与世界是相互敞开的，所以这种主体内部的变化最终改变了世界的结构——这就是《欢迎来到噩梦游戏》中的“世界拯救计划”。

　　《欢迎来到噩梦游戏》的爱情观与世界拯救计划或许并非偶然，在《骷髅幻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逻辑，只不过因为《骷髅幻戏图》在设定上坚持了主体与世界的分离，所以主体的自我拯救与拯救世界这二者的同步只能通过被世界意志(“神明”)选中的中介者林半夏来实现。在“神明”的召唤下被剥离了感情、忘记了爱人的林半夏却在灵魂的深处无端生出一个愿望：希望他爱的人能“拥有寻常人的幸福”34。林半夏在这个奇迹般的愿望中找回了自己，也找到了保护世界的方法，而这个愿望，正是他内化了的主体间性的自我显现。

　　在超现实的架空世界中发生的幻想故事是网络文学的绝对主流，包括规则怪谈在内的类克苏鲁设定下的网络文学作品当然也属此类。虚构世界中发生的幻想故事确实缺乏现实主义那种直接与具体的社会现象对话的能力，但相对的，这样的幻想故事往往具有更强的理念性，是对作者心中的形而上学世界图景的更加直接的形象化表达。它或许并不能给出直接针对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本身也不是文学的任务——但却以想象和理念推演的方式拓展世界的可能性。

　　当理性的外部建制日益显露它的脆弱、失效与强横，包括规则怪谈在内的类克苏鲁设定下的网络文学作品以敏锐的直觉重启了在恐怖故事中潜流不绝的“浪漫主义的噩梦”——终极理性与自由意志归根结底都属于信仰的范畴，主体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带着创伤，世界与自我都并不总是像理性信念所建构的那样条理清晰、边界分明、有理有据。但也正因为关于终极理性与自由意志的全部构想都只是信念而并非坚不可摧的事实，正因为主体并非完美无缺，我们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更好的理性？什么是更好的人？又或者，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开启未来？

　　16 克苏鲁神话、“新怪谈”、SCP基金会，这三种文学现象之间存在复杂的影响、交织关系。以“怪谈”这一通俗文学类型的发展脉络来看，“传统怪谈”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含着对当时已经衰落的哥特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代表性作者就包括克苏鲁神话体系的创始人H.P.洛夫克拉夫特。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归于“新怪谈”名下的一批作品在对“传统怪谈”的吸纳和反叛中诞生，并流行一时，SCP基金会的创作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新怪谈”的创作潮流。参见丑客：《新怪奇(新怪谈)白皮书：“新怪奇”已死？》，该文章于2019年10月6日发布于机核网，https：//，2022年3月15日查询；H.P.洛夫克拉夫特：《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陈飞亚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单小曦、朱守涵：《维基平台上的“怪恐”叙事——作为新媒介文艺的“SCP基金会”现象研究》。本文对“新怪谈”与SCP基金会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王恺文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