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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支出也很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行政管理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4.71%，2006年为18.7%。2007年以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数据不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非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从2005年的1240.8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1985.8万人，年均增长3%，同期人口年均增长0.48%。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更多的行政人员就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

　　第二，在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教育支出、社会救助支出不足。从养老金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为3742.8元，“不分地区”退休人员（包括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央调剂金账户）的月均退休金为8185.1元，城乡居民每月人均养老金为222.6元。2025年，政府虽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123元提高到143元，但远不能满足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地区差距明显，北京、上海城乡居民养老金在1500元左右，有些省份仅百余元。养老金过低导致子女养老负担沉重，农村老人生活困难。

　　从医疗保险看，虽然城乡居民医保覆盖率高，但报销比例、起付线和封顶线偏低，大病、慢性病仍然是家庭致贫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个人付费占医疗总支出的份额高达34.4%，英国为13.5%，德国为12.2%，芬兰16.1%，美国为10.7%，意大利为21.9%，日本为12.0%。据国家卫健委初步核算，2023年，中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27.3%。个人付费比例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延误治疗、因病致贫、加剧医患矛盾、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压抑消费等。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财权划分中，我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央政府拿的多，而是中央政府直接支出不足。2024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只有14.3%，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为45.7%；地方政府本级财政的自给率只有48.9%，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过大的转移支付不仅存在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而且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未来我国应该大幅提高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

　　中央政府接管社会保险后，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份额将大大提高。据财政部资料，202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为105,680.45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84,605.57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为40,720.18亿元。粗略计算一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等于390,286.02亿元，称为总财政支出；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加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中央财政支出就是146,400.63亿元；这样，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份额就增加到37.5%，远高于14.3%。为避免重复计算，剔除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账户对社会保险预算账户的补助支出，总财政支出会更小，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份额就会达到40%。

　　一是消费型税收占比过高且具累退性。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75,006.88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占总税收的38.1%，国内消费税占9.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占10.96%，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税基）占2.9%，车辆购置税占1.4%，关税占1.4%，以上都属于消费型税收，都会加在物价里，由消费者承担。这些税收加起来，再减去出口退税（占总税收的11.02%），我国消费型的税收占总税收的54.6%，非常之高，不利于消费。

　　另外，消费型税收具有累退性。税制有累进和累退之分，如果税率——纳税额与收入的比率——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这个税制就是累进的；反之，就是累退的。政府干预收入分配，往往通过调整税制的累进程度来实现。以消费型税收为例，高收入和低收入者买了同样的电脑，缴纳相同的增值税，但相对于收入，低收入者税率高，高收入者税率低，这就是累退性。从促消费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提高税收的公平性。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富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提高了，消费税下降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就会提高。

　　二是个人所得税占比小，财产税体系不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在税收收入中占比仅8.3%，放在总财政收入里比重更小，所以累进程度不高。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734.3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120,134.5亿元，其中自身收入93,855.3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社会保险基金自身收入，总财政收入达到313,589.64亿元。这样，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6%。这个比例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比非常低，比如，OECD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总财政收入（包括社会保障税）的比重为39.9%。

　　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比偏低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纳税人少、逃税和税收漏洞、执法不力以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低等。同时，我国的所得税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个人所得实行不同的税制：对工资和薪金所得实行3%至45%的累进税率，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和红利、财产租赁和财产转让所得的应税收入按20%的单一税率纳税，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税率不同，前者远高于后者。另外，税率及其相应的收入档次不按年调整，通货膨胀影响税收负担。还有，虽然一些人的养老金收入非常高，但不对其征税。未来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势在必行。第一，降低工资和薪金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优化税收制度。第二，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个人所得税率及相应的收入档次。第三，加强执法力度，减少偷税现象，堵塞税收漏洞，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第四，对高额养老金收入征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五，将工资、薪金所得税制与经营所得税制合并，使税制更加公平。可以预见，通过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将逐步提高。

　　在财产税方面，我国尚未设立个人财产税、以及遗产和赠与税，现有的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三项合计占总税收的4.9%，占总财政收入的2.7%。在许多OECD国家如美国，财产税相当可观。财产税不仅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因为富人纳税多），而且，根据OECD的一项研究，财产税对经济增长的危害最小，也就是对效率的损害小。这些税还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财产税，即便经济衰退也不会下降多少，是地方政府稳固的税源。

　　三是企业所得税偏高。企业所得税是对经济增长危害最大的税。我国2007年将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降到25%（高新技术企业为15%），这在当时属于低税率，但如今算高税率了，因为很多国家都在降。例如，2017年，美国将联邦企业所得税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从35%（最高的边际税率高达39%）降到21%；英国企业所得税率从2000年的30%降到2020年的19%。我国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23.4%，为减轻企业负担、吸引外资，也应该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率。